盘点北京在历史上都有哪些称谓？
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，其中，历史文化名城和工业文化遗迹是其重要内容。坐拥7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，就是一座极具辨识度的“文化富矿”。
在这座“文化富矿”中，“内九外七皇城四”的城市格局保留至今，四合院与大杂院、大马路与小胡同各自相安……三千年的历史积淀，让其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，成为建筑、人文、艺术等的集大成者；而在文化遗产保护愈加受到重视的当下，工业文化遗迹，也正在承担着工业旅游兴起的新使命。
曾经的文化遗产不再停留在过去，而是以新时代特有的方式呈现给公众，动感新潮与古雅厚重无时无刻不在这里发生碰撞。当前，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稳步推进，各地工业文化遗迹愈发彰显魅力，各种不同的文化遗产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葆有“兼收迁化、百味交融”的特性，于时代新变中找寻平衡、植养气韵。
“京”是象形字，它的甲骨文字形像是土堆高筑，土堆的最顶部会自然形成一个尖端，“京”的本义就指的是人工筑起的高大土堆，并由此引申出高大、盛大之意。
据相关史料记载，远古氏族部落多有高尖的瞭望建筑用于侦察和指挥战斗，在战争防御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，在部落的分隔区域或古代的大城之外，也多会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堆，作为一种类似地标的物体，用以彰显权力、昭示庄严、宣告警戒，这些是“京”字的形象来源，后来便演变为城关、城墙、城门、城垣等建筑，进而代指重要的都城。依此推之，“北京”便是北方之“京”。
北京最早和一国之都城产生联系，可以追溯到燕国国都，当时叫作“蓟”，据传是在现今房山区燕山一带。
另外，在如今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内，立有“蓟城纪念柱”，就是为了纪念北京城的历史源头而建的，上书十六字：“北京城区，肇始斯地，其时为周，其名曰蓟”；柱前石碑碑文首句写的便是“北京建城之始，其名曰蓟”。
当然，北京作为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。
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，西周时期，周武王封召公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，当时称为“燕”，都城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镇，遗址尚存。据《尚书》载，“燕”的古称为“幽州”，是远古时代九州之一。
后来，周朝还曾分封黄帝后人，地址在“蓟”，在今北京西南城区，也就是前文所说的“蓟城纪念柱”地方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，据说因其国临近燕山而得名。燕国灭蓟，然后迁都于蓟，统称为燕都或燕京，这时“蓟”的位置大概位于北京房山区内。我们经常说的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大致就是从这个时候算起。
秦朝，北京设为蓟县，划归为广阳郡郡治。
自汉代以后，魏晋、唐代都曾设置过“幽州”，所辖制均在现今的北京一带。这期间经历安史之乱，安禄山还曾一度在北京称帝，建国号“大燕”，可见大家对这个“燕”字的认同绵延千年。后来唐朝平乱之后，重新设回“幽州”，归卢龙节度使辖制。
公元938年，辽在北京地区建立陪都，名为南京（又称燕京），这个“南京”是相对于辽的国都“上京”而言，陪都是在上京的南面。
之后，金国灭辽，公元1153年，金朝皇帝完颜亮正式建都于北京，名为中都。
之后，元又灭金，元朝亦正式立北京为国都，名为大都。
明代永乐年间，公元1421年，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。明朝开国之时，国都曾一度定为南京，称作应天府（应天时天意），当时的北京（大都）改称北平府。其后，燕王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取皇位，随后改北平为北京，称为顺天府（顺天时天意），在此之前，朱棣所管辖之地正是以北京最古老称谓的“燕”为名的区域。
清代继续沿袭明代，定北京为国都，称为京师顺天府，划属于直隶省。
1949年之后，出于扩展行政区域的原因，原河北省的昌平县、良乡县、房山县、大兴县、通县、顺义县、平谷县、密云县、怀柔县、延庆县等地区陆续划归北京市，成为北京市行政区域。又经过几十年的演进，截至2015年，以上的“县”均改设为“区”，北京正式告别县治时代。
北京的城市格局，从元代开始已经完成大致基础，明清时期成熟定型，形成“内九外七皇城四”之说。
内九门分别为德胜门、安定门、东直门、朝阳门、崇文门、正阳门、宣武门、阜成门、西直门；外七门分别为广渠门、左安门、永定门、右安门、广安门、西便门、东便门；皇城四门在内九城以里，分别为天安门、地安门、东安门、西安门。宫城（紫禁城）、皇城、内城、外城，四重城圈，环环相扣。
京城各城门，由城楼、城台、瓮城、箭楼、闸楼等共同构成，联合角楼、护城河，形成系统的防御设施建筑。建筑大师梁思成称之为“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”，这和当年马可·波罗评价元大都为“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”可以相互印证。
北京城从设计理念到外观呈现，凝聚了儒家、道家、《周易》等古代哲学思想。例如，元大都的建城理念参考了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的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；国中九经九纬，径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”。但在具体执行时，又没有设为四面十二城门，而是十一座，北门正中未设城门，这是由于按照周易八卦之说，北为坎，隐伏不露方为吉。同时，当时城门之名也与《周易》密切相关，如安贞门，出自《周易·讼卦》：“渝，安贞吉”；健德门，出自《周易·乾卦》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在城市规划中还大胆地将成片天然湖泊（现什刹海）引入市区，以中轴线与其相切，确定了整个城市的布局，又体现了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道家哲学。
再如，明清皇城四门中，天安门为圆形券门，地安门为方形券门，二门相对，体现古代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。
再看北京城原设的五个镇物，用以镇五方，求得平衡祥和，它们完全是按照阴阳五行与五方的关系来布局的。古代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金性肃杀如西风摧落叶，木性温暖像东升之日，水性寒凉如北地霜雪，火性炎热盛长如南方热地，土性浑厚适中利生万物，所以分别对应西、东、北、南、中。因此五个镇物也便分别是西边的大钟寺钟王镇金，东边广渠门外皇材镇木，西北昆明湖铜牛镇水，南边永定门燕墩镇火，中央景山镇土。更奇妙的是，北京各城门都有运送货物的功能，其主运货物所属的五行属性，与城门所处地理方位对应的五行属性，居然也是基本吻合的。
如果说城门是北京城的筋骨，那么四合院和胡同则是北京的血脉。四合院名称的由来，一说是房屋西面相合；还有一说，更重文化解读，即天、地、人、宅，四者相合，互融为一，体现出天人合一、万物亲和的理念。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的，四面房屋围合而成的规整院落，既封闭又与自然、与外界通达。四合院其间为出入方便，每排院落间留出通道，便是胡同。这些住宅空间往往能折射出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和生活方式。在北京题材的文学艺术及影视作品中，大多都会着力描绘这些民居空间——胡同与四合院，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世态人情以及北京人特有的那份淳朴豁达、知足常乐的情怀。
更为突出的当属“中和”理念的外化。中和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，它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演变为居中为上、取中为正的意识，从诗词曲赋的对偶、对仗，到书法平衡中和的结体构型，再到八股文、对联艺术以至建筑美学，都极致追求“中线对称”。在城市布局上，自明代始，北京城明确了取中而两分、以纵穿南北一气贯通的中轴建筑为主线、两侧均衡分布的城市格局。而且宫殿自南向北的中轴线，与自永定门至钟鼓楼的长达7.8公里的全城轴线重合。明清两代，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同样按照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与院落，显示出宗法礼教观念对市民起居生活的构造与制约。
北京城将建筑、艺术、哲学思想三者合一，将皇家园林、城市生活、民宅居住三者合一，从而具备了多重功能与意义；它也因此不仅是古代建筑，而且是文物、古迹和巨大的艺术遗产，而世界上是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复制文物、古迹和文化遗产的。
丹麦学者罗斯缪森认为：“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，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，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，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。”
美国规划学家亨利·S·丘吉尔认为：“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，高大的宫殿、塔、城墙城门，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。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，大街坊为交通干道所围合，使得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扰的独立天地，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变化。”
20世纪40年代，美国规划古都费城的总工程师、建筑学家贝肯评价：“在地球表面上，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，可能就是北京城。这个中国城市，乃是作为封建帝王所在设计而成，集中表示这是宇宙中心。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当中。它的设计如此杰出，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。”
正是由于北京城的设计具有宏大而严密的体系性、高妙的艺术性与文化性、历史古迹的不可复制性，因此对于北京古城风貌的结构性变化，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看法。例如，两院院士吴良镛说，旧城原有的以故宫—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、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，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，带来了城市交通的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。
这种说法不无道理。但随着“京津冀一体化”等政策的积极推进，北京城市超负荷承载的状况将有所改善。
曾经的北京古城中，帝王文化、贵族文化、平民文化、市井文化，泾渭分明却又相互渗透；四合院与大杂院、大马路与小胡同，各有滋味且各自相安；古雅厚重与动感新潮，始终在碰撞中保持着妥协、礼让与融合。从而使北京在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极具辨识度的精神气质、文化品格，有着独特的分寸感与韵律感，这也是这座城市始终能保持生命活力和自我调适能力的原因。
近二十多年来，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可谓极其迅猛。城市改造与建设、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，加速了老城区居民人口变化。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联合作用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、娱乐方式乃至民俗民风都经历着巨变。
当北京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不断被改写的时候，重要的是，北京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葆有的“兼收迁化、百味交融”的重要特性，能够继续发扬光大，在时代的新变中继续寻找到平衡、植养出气韵。